《衢州日报》2011年10月10日报道 记者 李啸 徐肖富
75岁的朱土文伛偻着背，拄着拐杖，慢慢悠悠地出现在了橘林的尽头。她穿着花布无袖衫，腰间包裹着蓝色围裙，沿着蜿蜒的小道，远远走来。这是7月初的一个早晨，蝉儿鸣得正欢，正在水塘边浣衣的朱土文听到村干部喊她回家。不长的一段路，她却走了很长时间，虽然拄着拐杖，但每迈一步仍显得非常艰难。直到靠近些时，大学生们才注意到，朱土文的右脚踝缠着厚厚的纱布。一股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学生们赶紧迎了上去，左搀右扶，前护后送。朱土文并不认识这些青春的脸庞，村干部用方言解释了好一会儿，她才听明白，这些孩子是来给自己画像的。而画画的原因，则和脚上那裹得严实的纱布有关。
在柯城区华墅乡柴家村，大学生们在给烂脚病患 者陈荣富画像。
褪去泛黄的纱布，揭开的是见证历史的伤痕。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朱土文承载着不一样的命运轨迹。在特定的档案中，她是一名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幸存者——日军留下的炭疽杆菌，使她的右脚踝溃烂了整整50多年。
这种折磨一生的痛苦，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解，而是永远地散落在受害者的身躯中，化作阴霾留存在记忆里，孤寂地慢慢老去。2011年的夏天，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13名“90后”大学生，带上自己擅长的画笔，下乡村走社区，寻访三衢大地上那些经历过细菌战悲欢离合的老人，为的是将他们的面孔永远地刻画在当代青年的心中。催促学生们前行的动力很现实——这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正在日渐凋零。2001年，衢州地区尚有细菌战炭疽受害者600多人，如今，仅剩300多人。“我感觉自己所面对的，是一张张快被社会遗忘的面孔。”市区罗汉井5号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映画历史·细菌战受害者的面孔》主题画展启幕的当天，参与寻访的大学生领队傅俊峰在重温这些老人的脸后这样感慨。
活着就是一种抗争
日军在衢城上空第一次空投细菌武器时，杨大方只有8岁。在杨的记忆里，鬼子的飞机那天飞得特别低，更吊诡的是，从天而降的不是往日常见的炸弹，而是黄豆、粟米、麦麸、碎破布、跳蚤、小纸包等奇怪的物品。
尽管国民党地方当局很快组织了“焚毁一切空投物”的全城大清扫，但还是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距离这场没有硝烟的空袭过后6天，空投区域内陆续出现死鼠。几乎在同时，一种急性流行病开始快速蔓延，患者死亡前均伴有头痛、高烧、恶寒、淋巴肿痛等症状。
被感染的患者中，包括杨大方时年39岁的父亲杨惠风。虽然已被确诊为鼠疫，但几经医治，仍不见好转。仅一周时间，杨惠风就被细菌病毒吞噬了生命。
杨父去世当天，杨大方和母亲被送到西安门外的衢江上，关在木船上进行隔离检疫，过了半个月才得以上岸。不久后，他的祖母、小叔叔，相继染病离开了人世。眼见家破人亡，物是人非，这种痛楚何以言说。
在江山市清湖镇七里桥村，细菌战受害者的遗属捧着受害者遗照 向大学生们讲述痛苦的遭遇。
历史会永远铭记，1940年10月4日上午那架低空盘旋的日军飞机，让整座城市都蒙受着“黑死病”的阴影，衢州自此经历了漫长的细菌战灾难。鼠疫、伤寒、痢疾等等前所未有的疾病，像幽灵一般徘徊了8年之久，至少30万人患病，而死亡者高达5万人以上。
从1997年至今，作为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的杨大方始终在忙两件事：让日本承认历史上的罪行，让受害幸存者得到关注。
在历时12年的对日细菌战诉讼过程中，杨大方曾3次站在日本东京的法庭上，控诉日军的惨无人道。
他说，自己虽没办法用一枚炸弹炸掉摆满侵华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但有办法在衢州建一座真实的细菌战纪念馆。在他和邱明轩、吴世根(后者已于2009年去世)两位老人的共同努力下，2005年7月，一座面积不过30余平米的简陋纪念馆在市区罗汉井5号——昔日鼠疫爆发的重灾区建成，并对公众免费开放。
3年后，经修缮扩建，老馆升级为占地数百平米的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此后，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们走进这里，开启那扇回望家仇国恨的历史视窗。
“当时鼠疫很厉害的，很多人得病撑不了几天就死了。国民党政府不能控制疾病的蔓延，只好把前面这一排房子都烧了。只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家。”很多时候，杨大方都要担当起展览馆的讲解员，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讲述自己所亲历的那段悲痛历史。这一次，他面对的是13位青春洋溢的大学生。
这些学生来自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他们打算利用暑期实践的机会，结合自己所长，为幸存的细菌战受害者画像。
那是栀子花开的时节，杨大方领着学生们穿梭在古朴的展览馆内，移步在一块块展板前。当目光停留在“细菌战死难民众纪念碑”前，那些刻有2000多个逝者姓名的碑文上时，老杨的神情突然有些沉重。
“我们这群细菌战受害者正在日渐减少，对于尚在的人来说，好好活着就是一种最好的抗争，只要活着，我们就能把发生的一切亲口告诉更多的人。”杨大方坚毅地说。
当然，让老杨颇感欣慰的是眼前相伴的这些年轻身影。这至少意味着，青年人并没有忘记这段历史。
朱土文的右脚踝缠着厚厚的纱布。一股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学生们赶紧迎了 上去，左搀右扶，前护后送。
“这是一条怎样的腿啊！”
不过，虽是主动接触，但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对那些历史细节仍一片模糊。他们知道“731部队”、“细菌战”，但却是第一次听说远在东南的衢州也是细菌战的受难地。
杨大方把学生们的家乡问了个遍，发现他们中许多也来自细菌战的灾区，包括义乌、浦江、台州等地。也就是说，衢州细菌战受害者的经历也许同样存在于他们的故乡。
展览馆里，有一块特殊的展板，上面收录的是被日军炭疽武器袭击而患上烂脚病的受害者照片。其中最为醒目的是一位叫杨春莲的老人，她抱着自己腐烂的右腿，用哀怨的目光注视着镜头。“这是一条怎样的腿啊！它几乎烂穿了，炭疽细菌从两侧往里侵蚀，透过腐肉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们惊呆了！”来自温州的夏胜凯，在日后的寻访感言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
杨春莲是龙游县湖镇镇上溪头村人，自1942年秋开始感染炭疽烂腿，与痛苦整整相伴了60年。2002年春节期间，为了不再让家人背负沉重经济负担，杨春莲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每次走到这块展板前，杨大方总是不胜唏嘘。
而大学生们也被杨春莲的悲剧所震动，似乎更坚定了为这些受害者画像的决心。历史开始渐渐向这些“90后”们展开，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代人的血泪史”。
离开展览馆时，杨大方交给学生们一份手书的受害者不完全名单，不过上面只有乡镇村名和人名等简单信息。老杨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柯城区人民医院的万少华医师那里有一份柯城境内烂脚病受害者的详细名录。
2009年5月，浙江省侵华日军细菌战后遗症患者医疗救助项目在柯城区率先试点。柯城区人民医院受命为受害者进行免费治疗。
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万少华和他的团队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定期上门为患者包扎换药。两年来，他们已为烂脚病患者共建立病历档案33份，上门换药534人次，发放药品581人次。
大学生辗转找到万少华时，他满是欣喜，“其实这个群体太需要社会的关爱了，作为医生，我们只能努力让患者减轻身体痛苦，但却不知如何抚慰伤者的心灵。”
事实上，炭疽杆菌所引起的烂脚病，目前在国际上都无有效根治疗法，由于该病常反复发作，患者常常丧失治疗信心，痛不欲生。
万少华也坦承，目前的医疗救助对症状轻微的病人来说有一定效果，但对于创面较重的患者，已经遇到瓶颈，“有5个重病人的治疗未达到预期效果”。
仔细翻阅万少华所提供的这份“柯城区烂脚病患者名单”，学生们发现那些细菌战受害者几乎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
“时不我待，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抢救。”13名大学生带上画板和纸笔，踏上了寻找老人的路途。
参与寻访细菌战受害者的部分大学生与77岁的受害者黄延林（后 排中间老者）合影。
“幸存者需要被聆听”
寻访受害者的过程中，令大学生们感动的是各界的热心帮助。在柯城区华墅乡、九华乡等农村走访，乡干部们得知事由后，主动给学生们联络受害者家属，并带路引导，尽管他们也是第一次得知，辖区内还有这样一群人。
热心公益的衢州火神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文奎慷慨资助5000元，让学生们买些保健品带去送给这些老人。江山文化馆的退休干部、已经83岁高龄的细菌战受害者薛培泽，自告奋勇担任起大学生们在江山的向导。“你们要给我画画？”这是大部分受害者见到大学生们的第一个反应，从来没有人会给他们画画，惊讶中自然流露出兴奋。他们并不回避自己的烂脚，而是大方地卷起裤脚、褪开纱布。“这都是日本鬼子造下的孽。”一些老人会拉着学生诉说着自己患病的遭遇，泪眼朦胧地控诉所见证的日军暴行。不过，也有部分受害者对自己患上烂脚病的原因一无所知，他们并没有见到鬼子，只是在田里种地，在水边放牛，却莫名其妙地染上了怪病。
在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所著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一书中，大学生们为他们找到了答案：1942年8月，日军在撤离衢州前，一面派飞机空投带鼠疫菌的跳蚤，另一方面派出地面部队沿着交通线，在水井、水塘、食物中投放霍乱、伤寒、炭疽、痢疾等各种病菌，所涉区域从江西玉山到开化、常山，又从江西广丰到江山，至衢县、龙游，几乎遍及衢州所有人口密集区。
虽然寻访的主题很沉重，但也有不少愉快的插曲。柯城区九华乡云头村的细菌战受害者黄延林住在半山腰，看到这些外地大学生们跋山涉水来看望自己，77岁的老黄过意不去，他找来一个篮子，要带学生们去屋后的李树摘果子……
7月2日至4日为期3天的寻访中，13名大学生一共在柯城、江山等地走访了近20名细菌战受害者和遗属，收集到许多与细菌战有关的个人记忆，更重要的是记住了细菌战受害者的面孔，目睹了他们孤寂清贫的生活。
“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2011年10月1日，大学生们为这些老人拂去了岁月沧桑的暗尘，将他们的面孔以画展的形式首次公诸于众。
学生们相信，这些被时代裹挟了半个多世纪的个体命运,在快被遗忘了几十年以后,一定会慢慢清晰起来。
